此前的国企改革，是借调整国有资产战略布局之名，将属于不良资产的中小企业整体甩掉。

对利率高低有反应的应当是资金，利率机制的对应面是资金。货币范畴如何界定就理论层面而言，货币的内涵是清楚的，可一旦介入实践层面就模糊了。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稳定的重要性丝毫不低于货币政策。由此，保持币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反映了资金要求。对于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调控货币资产总量是至关重要的。币值稳定是资金要求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与其对应，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对外汇价稳定也就成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践抓手。从次贷危机开始，美联储就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投放了巨额资金，试图缓解资金紧缺的状况，但这些资金并没有切实地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和资金紧缺的金融机构，而是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又存入了美联储。

在不影响金融运行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金融市场中交易规模的大小、交易价格的高低、交易活跃程度的强弱以及金融机构的多少等等不应成为影响货币政策选择和货币政策目标的主要因素。就此而言，在实施货币政策中，也许以信贷规模为抓手要比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更加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在城市化加速期的普通商品房全部适用的是我们刚刚实行的保障房的土地和房价。

中国住宅用地供给的演变和困境中国的土地制度从总体上说实行的是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由于商业利益和相互攀比，很多地方纷纷兴建多层乃至10多层的楼房和综合吃、住、商的建筑物。按《土地管理法》要求，各地省市政府都有根据当地人口土地资源状况对每户农民宅基地面积的基本规定。这时土地的价值不取决于它的自然属性如肥沃程度，而取决于环境外部性。

那么，住宅用地的供给是否只有政府高价卖地的土地财政和少数城郊农民食利自肥这两个极端呢 下面我们来看日韩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摸索而走出的住宅土地供给的成功之路。同时，这也完全没有正面回答住宅用地的供给问题。

2、日本公团房申请人必须是无房户或居住极窘迫户，因此主要面向移居人口[xiv];3、日本公团房必须统一参加摇号，没有身份限制和特权，完全公平。日本城市住宅用地的正确定位和成本控制日本在1960年代之前土地流转是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调节。打破土地垄断，回到土地招拍挂之前各显神通的市场化拿地，一些开发商和权势者自然眉开眼笑，但未必就是购房者的福音。从这里也可看出，为什么日本的贫富差距一直被控制在一个很低水平上的原因。

特别是中国与日韩两国人均资源禀赋与可耕地十分相近，而且就农民进城、出口导向、产业升级、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服务型社会全面转型这一系列发展轨迹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走过的道路如出一辙。因此，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合理分配住宅用地的增值，使这种增值比较均等地分布在全体城市居民包括移居就业者家庭，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增值的大头被地方政府、开发商、少数幸运的城郊农民和拥有多套房的富裕阶层所瓜分，以至普通工薪阶层特别是外来移居就业者只能在高房价面前无奈绝望。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则经过比较复杂的演变。因此，废止土地财政，回到税收财政是理顺房地产市场的起点。

更进一步，土地问题的答案并非止步于批判土地财政。由于土地用途和建设规划管治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而城市住宅用地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城市规划和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外部性，而与土地的自然属性无关。

在2004年以前，开发类土地获取采用的是现在一些人推崇的市场化方式。基于宪法规定和土地的特殊外部性，日本先后公布了五个土地法律，最后在土地五法基础上，综合归纳颁布了日本《土地基本法》。

和城郊农民为自己索取更大补偿的违建房一样，因利益太大，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但令不行禁不止，违建、抢建层出不穷、越演越烈。日本和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宅地平价供给和增值分享的成功经验。综合起来看，日本解决在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制情况下，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城市占地迅速扩张，城市化的住宅土地资源又能公平分配的主要经验是：一、 坚持普通住宅用地开发的公益性和非盈利性1951年日本通过的《土地征用法》中规定了35种允许征用土地的公益事业项目，其中第30条规定，由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住宅都市整备公团以及地方住宅供给公社面向自住者进行出租和出售的普通住宅区开发用地，属于可以征地的公益事业。现在一般认为，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最好办法是允许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公团房的租金最高为家庭平均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严禁转租、分租(发现后公团可强制住户在一个月内搬迁，没收所得，用户名列入公营住宅黑名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制度，日本即使在商业地产严重泡沫化的1980年代后期，住宅市场也是最后和最少受到波及，并还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日本的《土地基本法》和韩国几乎同时出台的土地公概念的系列立法。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成为一手低价征地、一手高价卖地的生意人，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使政府丧失了在市场经济中的中立性和公信力，既是我国近年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违法用地案件越演越烈的主要原因，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推手。该法第24条规定[iv]，用于非经营性业务和住宅建设平整后的住宅用地价格决定方式为：土地的取得价格加上均摊费用(公共设施、公益设施的整备费用，并根据各住宅用地的位置、建筑条件、用途等调整后决定，即除摊入在该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外，政府下属公团不得盈利。

一年多前，在中国房地产研究报告中我曾指出，所谓房价上涨其实涨的从来不是房子。 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楼市 。

这实际上偏离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在佐藤荣作为代表的党内新主流势力推动下，建设省于1960年发布《宅地综合对策》，国会又于1963年通过《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

一部分出售给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宅基地，由购买者翻建、自建，许多已成为气候甚或形成特色(如一些地方的画家村，地震灾区重建利用特殊政策吸引城市居民或资本下乡联建合建)。由于过去农民一般经济条件薄弱，长期以来对农民建房的规格、规模没有要求或约束宽松，绝大多数地方也没有办理和发放房产证。因为房屋从建成那天起就在不断贬值，真正上涨的是土地价格。日本对特困家庭免收租金，同样严禁个人转租、分租。

同时，由于获利的郊区农民并不会去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这还会进一步推升城市化从而城市住宅的成本。土地在其所在区域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增值时，应对土地权利的获得者按土地增值征收适当税负。

综上可见，城市住房供给问题的本质是土地问题。公团房回购的价格原则上按对等偿付法，即原购买价回购。

所以，继城市新区开发法后，日本政府于1966年制定《住宅建设规划法》，1967年大幅修正《土地收用法》，1969年制定《都市再开发法》与《地价公示法》，有计划大量供给平价住宅用地。因此，至少在急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开发和增值收益不能由原土地产权人、开发商和囤房投资者所截取，而应当由社会分享，国家应确保按包含了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成本价充分供应普通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兴修非自住房的情况主要有这样两种。出租型公团房是公团房的主要形式，但进入1970年代，出现了新型的可选择租用或购买的公团房。这样就保证了公团有条件向大量新移居城市的打工族家庭提供廉价住宅用地。但根本的不同点在于，地方政府不能由此在住宅用地上获利。

在遏制个人囤房的同时，加大对中等收入者及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宅供给量是当时日本的另一个重要政策。城市住宅用地则又是另一幅画面。

一方面经营出租牟利，一方面作为要求补偿的价码。有意思的是，与我们今天的发展方式转变类似，佐藤荣作的施政演说题为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综合发展，其中提出当前政府最紧要的任务及工作重心是住房问题[i]。

因此城市化就住宅用地而言是土地的节约和集约使用。1960年代中期，日本的中产阶级迅速扩大，而商业住宅的供应速度远远赶不上总需求量，房价面临巨大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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