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程颢所作《李仲通铭》中亦有圣可学的思想。

我们可以分以下三个步骤完成一个关于回返当下经验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的讨论：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作为中国哲学底色的中国哲学史何以导致了生活经验与思想文本的疏离，进而限制了思想经典被当下经验激活的可能。如果说围绕文本解读展开的解经学是要向经典出发，以经典的义旨解读作为生活的立法基准，那么中国思想的另一条路径就是从经典向生活出发，最终的理是在经验过程被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用对理的固化认识来为经验或行动立法。

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语境中，被反复叙述的、具有经典价值的历史事件是恒久之道的显现方式之一，因为典型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事物本身的秩序和理路。实际上，我们是用一种过度焦虑的预期来表述上述潜在问题，即中国哲学可能出现同时疏离历史与当下经验的、概念空转的风险。事既可以是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被文书记载下来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是在论理中被构造出来的场景和对话，更可以是在具体描述中以文字和语句塑造的视觉等感官体验，它意味着在经验现场多层次的情势和理解背景下，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投身和参与。这一方法论框架可能偏离了中国传统经典的经验模式和历史世界，中国思想语境中的历史性意味的缺失让思想文本中的人和事成为哲学概念运动过程的背景音和冗余物。不妨说，同质化的生活经验也并不会直接导致划一的现代性症状，而是会呈现出症状和病理上的地方性。

最后，哲学思考从方法和进路的意义上是始终开放的。需要强调的是，面对具体的经验以及人在其中的置身性，展开理解而非判断，进行试探而非验证的态度，并不是中国的特殊性，而是彰显了这一视角的普遍性。除此之外，我还曾经到过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

道周行而不殆，在周而复始的运行中，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周而不殆，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宇宙之间流动。另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突出的人文主义者，在《乌托邦》中，他曾提倡乌托邦中应当有多种宗教，其中一些宗教尊敬有道德的人，把他当作神（详见《乌托邦》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一节）。而就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他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例如，《老子》第五十四章提到，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

《庄子·天下》篇曾提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后来发展为中国士阶层的共同理想。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数千年。

但即便如此，在老子那里，道也总是要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孔子和老子虽然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思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可以说，在孔、老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不过，具有黄老色彩的《管子》则将《老子》论点发展成了与儒家相异的形态，其《牧民》篇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我们知道，智者普罗泰格拉（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8年）第一个宣称对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论证。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 孔老对话在古代文明中的特殊意义我曾数次造访欧洲，并在2014年踏上了哲学的故乡——希腊。

再者，儒道除了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天何言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

这样一个时空的对比不禁会引发我们诸多的遐思。两者同中有异，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可以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后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正如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在一部著作的某处，他曾说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的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

在老子哲学中，天人关系相互呼应，可以由宇宙论推导出相应的人生观。总体说来，一个长期处在神本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个是在人文关怀之下产生了人本思想。

宗教信仰在印度不仅留下了极深历史的印记，即便是在当代，它也几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具体到孔老对话来说，一方面，孔老对话激荡着中国人本思想、人文情怀的发展与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孔老对话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特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由此而与《周易》古经会通。

《论语》中也曾提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宇宙是整全的，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

而在庄子那里，内圣外王的内涵又有所不同。总之，较之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本色彩和人道情怀，并始终具备开放、和同的精神，由此而源远流长、绵延不息。（详见《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特论人本主义》一文）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而正是因为以上述例证为代表的种种差异，使得儒、道两家后来的走向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形态多样的中国文化。

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似乎很少有神学、神权的信仰给人们提供如此强烈的动力。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

孔子与老子，乃至儒道两家，有相异之处，也有很多可以相互会通的地方。埃及的金字塔令我震撼不已，而在印度，那里的宗教信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孔老相会或孔老对话这一史实，不仅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战国策》《庄子》等文献也都曾有所记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及第二十七章所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孔子与老子都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境地。两者都有浓厚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关怀。若再将视野延伸至西方文明开端的古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各放异彩。例如，布鲁诺（1548年—1600年）则因为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

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没有导向片面化或极端化。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有时也会走向绝对化、极端化，这从十字军东征和古希腊的宗教战争中便可见一斑。

老子重视祖先崇拜与祭祀，家在其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与儒家并无区别。再将目光转投至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自愿作一个精神的助产婆，引导他的听众发掘自己。显然，这和《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其中体现出儒道两家的差别，亦折射出齐、鲁两地文化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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