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有关方面在公文中对这类提法删繁就简，统一规范。

总体来看，狄尔泰内心认同的正确的法律解释，是以人为中心来验证的。体系解释是通过法律条文所处的环境，在部分和整体的循环往复中获得的解释。

(22)潘德荣、齐学栋：《诠释学的源与流》，《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1期。主观说认为，法律是立法者意思的载体。事实上，任何法律解释者内心都有一个目标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立法者的原旨、也可能是法律文本的字面文义、可能是解释者内心理解的某种正义价值、还可能是法律本身的精神与价值、社会当下的主流价值追求等等。法律一定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成长的，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形成的。而目的解释方法，仅仅是指为了实现立法者目的，法律解释者在其他所有方法都穷尽的前提下，最终运用的一种解释方法。

体系解释不仅仅能够在不断地循环中推敲出其含义来，而且能够保证和维持法律的整体性。试想，即使有一个方法的排序，那么，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律适用者对于法律的解释的边界到什么地方，解释的思维活动应当在哪个步骤停止?这些都不得而知。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

不难发现，这种申请基于不成立的理论甚至主观上的幻觉而启动，因此在主观上欠缺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目的。不过，或许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那就是，诉权是一项基本的权利，是救济权的基础，而对这一基本权利的限制，不能过分依赖主观化的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概念以及法官自由裁量而进行。由于知情权具有复合的价值和功能，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和实践中，并不对申请信息的用途加以限制。但是，在公法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

权利所蕴含的内在基本目标和价值理想，以及诚实信用的公民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权利行使的边际约束。如果一个行为是行使权利之行为，就意味着该行为是法律允许的。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进行限缩的第一个路径，是对滥用知情权的行为进行类型化，在立法中引入细化的、具体的行为类型化规定。未来，应该在条例的修订中，在法律原则、行为类型化和判定标准方面，对知情权滥用予以规则化的指明，并通过信息公开申请收费制度的改进来抑制非正常申请行为。[66]在这个意义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所规定的对不能说明生产、生活、科研需要的申请，行政机关可不予提供，应该是对条例的错误解读。比如，英国信息公开专员办公室在其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使用了滥用信息自由权利概念，主要指纠缠性申请。

因此，在现行法律对滥用知情权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为基础，以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为依据，以知情权目的和功能为逻辑，建构一个分析知情权滥用的框架。如同信息专员办公室所指出的，尽管信息公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但对于政府资源的使用来说，信息公开并非唯一目的。[23]刘作翔：《权利相对性理论及其争论——以法国若斯兰的权利滥用理论为引据》，《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0页。因此，将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用适用于知情权领域时，必须对这一原则进行限缩和提炼。

在规范层面，虽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是关于权利相对性的理论，以及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都可以为该原则的导出提供依据。[14]在该案中，被告在自己房屋上建造了一个假烟囱，其目的是恶意遮挡邻居的光照。

二是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申请，且多有重复。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因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

因此，客观诚信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行为的手段、方式等外在形式来判断和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基于同理心而被广泛认可的价值，即便法律规则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我国，实践中时而发生的大量申请、反复申请的行为，也就是学理上讨论的滥用知情权行为，其实主要是比较法视野中观察到的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行为。但是，并不能据此而建构出公共言论就是绝对自由这一规范性命题。主观诚信的探知，其一是目的测试，即申请行为是否符合信息公开申请程序的目的。不过仍需注意的是，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视野还是中国的现实情境看，滥用知情权之判定在实践操作中的展开，都会涉及到行政和司法的裁量权行使。[11]不过，对这一可能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产生重大影响的概念，制定法层面并无明确、具体的规则表达。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提出了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陆案一审裁定、二审裁定书)或滥用知情权(陆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摘要)，但都没有对其法理和运用逻辑进行足够的推理和解释，因而也引起了很大的质疑和担忧。这实际上是将陆红霞列入信息公开申请黑名单。

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对裁判所的裁决不服，可以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有最终裁决权。[43]由于起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障的基本诉讼权利，因此，在外国民诉实践中，以诚实信用原则对诉权滥用的处置是相当谨慎的。

对于一个好的共同体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典型案例如郭兴梅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一案，(2016)最高法行申2731号行政裁定书。

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行使是否于己有利。关键词:  信息公开 知情权 权利滥用 纠缠性申请 一、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的提出 自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以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能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问题，实务界时有担忧。而诚实信用原则是积极模式，是对权利行使之社会道德的法律要求。陆案裁定书公布之后，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选登该案例之后，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遂成为一个学界广泛讨论的命题。

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申请权滥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为原则的过分宽泛化而导致对知情权行使空间的挤压。[55]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vs. Devon County Council Dransfield, 2012 UKUT 440 AAC. [56]同上。

在申请信息公开收费制度方面，英国的立法和实践可作为参考。然而，在公法关系中，个体权利的行使，往往就意味着公共机构的相应义务。

但是在实践中，收费标准及计算一直没有指定，收费制度并未真正运转起来，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条例实施的配套制度存在严重滞后。在我国的制定法意义上，知情权即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来源于条例第1条的规定。

比如，各个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中，都有关于免于公开之信息的规定，包括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这些都是从信息内容的角度对知情权的限制。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如果在信息公开实践中的确有可能出现申请权滥用的情形，就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对这些权利滥用情形进行回应。应该说，收费制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信息公开申请的收费机制也的确会对申请的数量构成明显的影响。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将陆案作为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予以登载并在裁判摘要中加以肯定性指引，该案的裁判思路和逻辑，已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解决类似案件的一个范本。

更重要的是，其归纳的四个行为特征，与后续的分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对应。而且，纠缠或轻率概念之判断，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如果欠缺基本原则的约束和行为类型化，将会赋予公共机构和官员过度的自由裁量，而这将是对知情权的巨大威胁。

在法律依据上，由于目前并无滥用知情权或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之概念或相关原则，所以法院只能依据一些关联条文，结合法律目的、精神等过度宽泛的概念而寻求法律依据。这实际上以立法形式确认了知情权具有复合性功能，即权利功能、透明度建设功能、监督促进功能、信息服务功能。

在州这一层面，州法院似乎对信息申请的骚扰性使用现象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20]比如，一些以美国法为考察对象的相关研究显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其实普遍存在于美国法之中，只不过以其他一些法律概念出现罢了，如妨害、敲诈、威逼行为、禁止反言、经济浪费、诚信原则、公共政策、著作权和专利的滥用、税法上的缺乏商业目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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