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种理念，法律和法治，都是用来管制被统治者的，在这之上，有一个作为社会征服者的超级实体，它是法律或法治的制定者、施加者，而它自身是不受法律或法治制约的。

依法行政，要求违法行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失职要问责，并加强对行政权运行的监督制约。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

而健全的行政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须妥善处理转变政府职能与依法行政的关系。为保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要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为促进政府依法决策和依法行政，《决定》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

发挥立法对转变政府职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这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但十余年来无法真正坚持，命案必破的司法政绩观依然主导，疑罪从有依然是刑事司法优先策略，需要新一轮司法改革严格矫正。

严格来讲，治理现代化作为诉诸规则、过程与技术理性的治理体系，亦可收束于法治大范畴之下，而法治所提供者，不仅仅是一套现代治理技术与规则系统，不仅仅是工具主义的刀把子，而更是一套对接现代性的价值系统，是对刀把子思维与行为的全面矫治。洗冤是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如同慈善构成企业家社会责任一样正统的保守派所辩护的价值与秩序在20世纪中国的特定阶段，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起到了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奠定了当代中国一切改革进步的基本政治秩序与社会基础。问题的要害在于，世界体系与时代精神已然通过马克思本人所谓的实践过程而发生结构性变迁，当代中国的政治精神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法则已然朝着与传统和解并与西方适度接轨的方向进行积极调适，使自身具有更强的文明主体性与世界历史前途。

然而，明文记载于宪法中的这些新价值如要贯穿整个政治体系，尚需要转化为具体政治任务并由整个社会的整体民意护航推进。而旧日的魔咒、一时的阴霾与新旧价值冲突的阵痛，终将烟消云散，直至云淡风清。

党在新时期的规范治理要充分理解并发挥党内立法法中的新理念，同时注重通过关键领域制度进取空间的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规范党的自身权力并反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些年，如果没有这些法律人精英的个案化关注与强力推动，法治不会如此深入人心而成为一种不可逆转与对抗的强大民意，而公权力机关亦会长久留念甚至维护刀把子传统，不愿意在政治精神与法律实践上断奶，与时俱进。在治理国家意义上，如何规范和约束行政权是不变的主题。当然，基于中国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宪制体制，法治如果仅仅局限于常规国家权力层面，就仍然是不完整和不充分的，因而需要进展至党的自我治理层面。

实际上，执政党自身长期以来亦已逐步形成关于党内法治的共识和实践性进展，最显著者为2013年5月出台的两部党内立法法法规，即《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回应了打造制度之笼的法治建设要求，更加明确了依法治党原则在法治国家体系内的地位。除了执政党的二次决断推动，民间社会对法治的正统化与时代精神化亦有着不可低估的推动意义。执政党实际上一直面临着双重治理任务，即治理国家和党的自我治理，这些都应收束于法治的整体范畴之内。马克思主义规划的马克思世界成为20世纪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斯密世界并驾齐驱的人类世界，冷战以此为界。

因此，再以马克思的原教旨式话语解释和批评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必然力不从心，甚至堕入马克思传统所反对的教条主义窠臼。严格而言，这两个世界都是启蒙运动传统的产物，其中斯密世界是直接产物，而马克思世界是批判产物，而马克思的批判实质构成了斯密世界的二次发展，也就是斯密—凯恩斯世界。

比如2006年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议，左派从宪法中摘取了公有制条款，右派则摘取了市场经济条款，孰高孰低，难有判别和决断。试举数例：第一，1999年宪法修正案接纳法治，但直到今年四中全会才获得了二次决断机会，成为正统价值之一。

从宪法条文到时代精神再到生活传统，法治经由执政党的二次决断、国家的常规实践与民间社会的维权推进，将成为保护和扩展改革成果、调理和生成规则秩序、重构和改写官民权力关系、保障和提升自由与创造力的不二法门。缺乏与国法体系相协调一致的党法体系，不仅党的自身治理无法规范化和程序化，国法体系在既定宪政架构下亦不可能自足而有效发展。从改革以来的宪法变迁史来看，每一次宪法修正，基本上相当于一次改革成果的确认和自由的解禁。因此，诞生于19世纪批判资本主义知识运动的阶级、专政等概念可能就不得不做出适应中国当时代之民族复兴与全球化的战略需求，而涤荡其战争状态预设、敌我区分、阶级划线式的固有内涵，成为常态化的法治中国的一种例外性概念与机制，比如还原阶级的经济社会意义，赋予阶层内涵，发展为社会学的分析单位，用于研究和处理社会冲突，而专政则化约为国家的紧急状态权力，成为国家常态法治职能的一种例外，用于识别和处理重大国家安全与危机事件。在共存于同一体系的不同价值、观念与利益相互感觉拥挤、窒息、不适之时，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与对抗行为便会发生，而且会不时闪现旧价值正统时代的话语逻辑和权力傲慢。第二次决断是对这些价值如何落实进行中央全会的主题性研讨和布置。

因此，今日的西方体系已经不是马克思批判时针对的严格的斯密世界，而是经过复杂结构调整之后的斯密—凯恩斯世界。所谓的不争论、猫论、三个有利于论皆属此类。

这不是传统的断裂，而是传统的演进与变迁，尽管缓慢繁复，但方向既定，明眼人易于判断。洗冤是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如同慈善构成企业家社会责任一样。

包括那一代人日常使用并守护的比如阶级、专政等概念，是当时的政治真实，亦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国家哲学的严格理论论证，是人类政治文明史的观念性成果，亦非今日浮泛浅薄者可横加批评。执政党一锤定音式的政治二次决断和法治价值的正统化，才真正开启了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

党内立法自建党之初即已开始，但依法治党主要是伴随依法治国而产生，是整个国家法治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不过，对于深染正统意识形态与司法传统的人士而言，这种新旧交替的阵痛是刻骨铭心的，不仅意味着价值撕裂与更新，也意味着权力和话语优势的移转。党内立法法从立法和备案审查两端实施法规体系质量管理，具有顶层设计上的科学性。在改革之初，李步云教授即撰文阐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张思之律师更是长年身体力行推动法治进步，更有维权律师与进步记者以个案为契机死磕法律程序和法治精神，点缀成面，既实现了对当事人的个案救济，亦有着一般化的法治社会启蒙意义，做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一致。

马克思的全套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建构与政治设计，所回应的正是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的严重剥削与阶级冲突，本来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理论，后被列宁沿用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薄弱环节）的优先革命，更经由该理论的国际主义逻辑和苏联主动的输出革命而广泛影响了殖民世界的秩序重构，新中国就诞生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革命冲击波之下。这些正统价值来源于一个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理论系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概念与思维工具，承载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社会理想。

      （原载《新产经》2014年第11期，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治理现代化 时代精神 党内立法法 。如何规范中国的强大行政权呢？一方面是行政权的自我规范与合法化，比如李克强总理推进的简政放权以及之前已然开始的法治政府建设、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乃至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这些行政法范畴的行政改革具有优化行政治理过程的积极意义。

改革三十年的基本经验在于，体制改革派与民意良性互动是一切成功的根本政治基础。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断与呼吁，一方面又有思想关键词的禁锢和寻讯滋事罪这样的刀把子式的口袋罪存在了。四中全会应当成为再一次的证明。维权成为一种法治进步策略，并非中国独创，而是世界法治进步史的常例。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严格来讲，治理现代化作为诉诸规则、过程与技术理性的治理体系，亦可收束于法治大范畴之下，而法治所提供者，不仅仅是一套现代治理技术与规则系统，不仅仅是工具主义的刀把子，而更是一套对接现代性的价值系统，是对刀把子思维与行为的全面矫治。然而，改革三十年的主导精神是实用主义思维下大量吸收引进西方现代性优秀成果，包括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与配套制度，以便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体系，促进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

因此，当法治作为改革精神的自然产物而胎动之时，尚可见容于该政治体系，但当其分娩成长、日益壮大之时，则逐渐引发旧有政治意识与力量的反弹。这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时代精神结构，新旧混杂，莫衷一是。

这是中国政法理论应有的时代精神自觉。保守某一传统的人，在乎的不仅仅是价值，也包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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